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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纪委印发通知要求认真履行纪检监察职责

2018-07-16 10:32 来源:中国经济网陕西

  中共中央纪委印发通知要求认真履行纪检监察职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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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提示: 汪曾祺自己原也说过生性随便、不藏书、不做笔记之类的话,但不能否认,汪先生绝对是个酷爱读书、饱读诗书的人。

前段时间看到消息,说汪曾祺先生生前的书房已整体迁移至高邮的汪曾祺纪念馆中。作家苏北写过《汪曾祺的书房》一文。想来这是他晚年住房条件改善后才整出的。当年住房局促时连个“下蛋”的地儿都没有,遑论书房。他自己原也说过生性随便、不藏书、不做笔记之类的话,但不能否认,汪先生绝对是个酷爱读书、饱读诗书的人。

汪曾祺的书单

水仙  汪曾祺绘

读书是暗功夫,是为一个人插上“隐形的翅膀”。写作更是受阅读的影响。汪先生专门写读书的文章并不多,大概只有《开卷有益》《读廉价书》《谈读杂书》《书到用时》等数篇。从中可以看出他大致的阅读史及对读书的态度,主张随性读书、读杂书等。

本文所涉书单不是汪先生书房中的书,而是常见于其笔下、那些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。梳理一下大致可分四类:传统文化、外国文学、杂学、民间文学。笔者试着从这方面入手,走进他的阅读世界,探讨阅读与写作在汪先生这里有着怎样的呈现。

传统文化类

汪先生书画兼擅,古典诗文随手拈来,语言雅致精确,有“最后一位士大夫”之美誉。这源于幼年的积淀。他说自己是在“温柔敦厚的诗教里长大”(《认识到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》)。十一二岁时跟祖父读《论语》、背唐诗;跟韦子廉先生学桐城派古文,对他所传授的姚鼐《登泰山记》、方苞《左忠毅公逸事》、戴名世《画网巾先生传》等诸篇留有深刻印象,说自己的作品讲究文气就很受桐城派的影响。与此同时,还跟乡贤、名中医张仲陶读《史记》。“他教我的时候,我的面前放一本《史记》,他面前也有一本,但他并不怎么看,只是微闭着眼睛,朗朗地背诵一段,给我讲一段。(《一辈古人·张仲陶》)初中时又跟着老师高北溟读归有光、郑板桥。说归有光“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,亲切而凄婉”,跟自己的气质很相近,“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”;说郑板桥诗文中蔼然的仁者之心,使他深受感动。

小学、中学时代大量读宋词,《漱玉词》《断肠词》《剑南诗钞》都读过。高中时还买过一部词学丛书,一首一首地抄,既练书法,又略窥词意。他说词中的情绪应合了少年无端感伤的心,“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。”(见《自报家门》)

除了幼年时的家传、中学时代的熏习,待到了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,汪曾祺更是接受着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染。他对面向新生的通识课《大一国文》大加叹赏,认为选文独具匠心。闻一多先生的唐诗、楚辞课,朱自清先生的宋词,唐兰的“词选”,王力先生的“诗法”课,杨振声先生的“汉魏六朝诗选课”,另还有左传、史记、杜诗诸课,都对年轻的汪曾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读过的书籍不经意间就出现在他的笔下。比如在谈到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,汪曾祺常援引他所读过的书:说《史记》里用口语记述了很多人的对话,很生动;说《世说新语》以极简笔墨摹写人事,“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”,记录了很多人的对话,寥寥数语,风度宛然;说《陶庵梦忆》的语言生动,有很多风俗的描写。在创作谈中他也常建议年轻人多读一些古曲作品,这实在是其经验之谈。

外国文学类

汪曾祺接触外国文学是在上大学前。高三时为避战乱,躲在乡下的庵中,随身所带是《沈从文小说选》和屠格涅夫的《猎人日记》。日后他曾说这两本书改写了他的人生,引他走向文学道路,“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,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”(见《西窗雨》)。但大批量地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则是在西南联大时期。

这期间汪曾祺读过尼采、萨特、伍尔夫、纪德等。他对巴尔扎克提不起兴趣,说他总是站在读者之上,有些欺负读者;对托尔斯泰也不喜欢,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勉强读了《战争与和平》;对莫泊桑和欧·亨利也不感兴趣,说他们“耍了一辈子结构”,但显得很笨,实际上是“被结构耍了”。他钟情于契诃夫、阿索林、海明威等,说契诃夫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,喜欢散文化的结构,喜欢他把文字丢来丢去的,这正是他的现代性所在;说阿索林的小说“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,安安静静的,同时又是活泼的、流动的”。他喜欢长篇《尤利西斯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等意识流式的小说,说《追忆似水年华》“纤细、飘飘忽忽”,还曾“野心勃勃”地打算写个像这样的自传性的长篇。

青年时代的汪曾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、意识流的影响,那时写就的小说《复仇》和《小学校的钟声》,就有意识流的味道,很空灵。曾有人认为他的小说是有点“洋”的,应是指这一时期的作品。

写于1992年的散文《西窗雨》,可说是汪先生自陈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及他对外国文学的态度。他认为年轻人写东西要多尝试,浓丽华美都不为过,不要一开始就流于平淡。但他也主张,要回到现实主义,回到民族传统,要纳外来于传统,融奇崛于平淡。想来这都是他的夫子自道。

杂书类

北京有个青年问他:“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?”他说:“古今中外,乱七八糟”,并劝这个年轻人要广泛地吸收。

汪曾祺读杂书的兴趣大概始于十一二岁,那时他看了家中所藏的《岭表录异》《岭外代答》,就对笔记、游记类的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“这一类书的文字简练朴素而有情致,对我作品的语言风格是有影响的”(《开卷有益》)。《岭表录异》是本地理杂记,为唐人刘恂所撰,记述岭南异物异事,尤其是各种鱼虾、海蟹、蚌蛤的形状、滋味和烹制方法,岭南人喜食的各类水果、禽虫也有记述;《岭外代答》为宋代地理名著,记载了宋代岭南地区(今两广一带)的社会经济﹑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及物产资源﹑山川﹑古迹等情况。

汪曾祺在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时,常逛书摊,买一些便宜的一折八扣书。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、杂书类,如《子不语》《夜雨秋灯录》《续齐谐记》等,还有余澹心的《板桥杂记》、冒辟疆的《影梅庵忆语》等。

西南联大的翠湖图书馆、系图书馆、茶馆都留下他深夜苦读的身影。从《南昭国志》到福尔摩斯,逮着什么看什么,甚至读过讲验尸的《宋提刑洗冤录》等等。

联大毕业后在上海的两年,他常和黄裳等人逛旧书摊,买过扫叶山房的《景德镇陶录》、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及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《董解元西厢记》等杂书。《董西厢》对他影响很大,常在文章中引以为例:“董解元把韵文运用得如此熟练,比用散文还要流畅自如,细致入微,神情毕肖。”(见《小说笔谈》)

归纳一下,汪先生所读杂书大约可分为游记类、草木虫鱼类、饮食类、风俗节令类几大块,而这也多能对应到他的创作上,他的散文也大致分为这几类。

前文提到,汪先生喜欢游记类散文。他本人也喜欢到各处游历,据有心人统计,中国的省份他大概只有一个青海没去过。所到之处也多留有文字,像《滇游新记》《天山行色》《湘行二记》《初访福建》等皆是。

草木虫鱼类文章也深为汪先生所喜欢。吴其浚的《植物名实图考长编》他多次提及,还在小说《晚饭花》的开头引用了原文。乡人王盘的《野菜谱》也甚得其心,给予很高的评价,说其有“人民性”。他常看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,说从中知道知了是个聋子,着实高兴。为写瓢虫,他曾专门写信给好友朱德熙,请后者帮忙推荐一位昆虫专家以便请教,还借来《中国经济昆虫志·鞘翅目·瓢虫科》一书并通读一过。肯在这种书上花心思,自然也反映在创作中,这一类散文在汪曾祺创作中也占有一定比重。

汪曾祺大学时代就读过元人食谱《饮膳正要》,甚至还饶有趣味地研究驴皮的制作。《随园食单》必也读过,他曾批评袁枚只会吃不会做。为写一篇《宋朝人的吃喝》遍检《东京梦华录》《都城纪胜》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《梦粱录》《武林旧事》诸书,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、鱼翅、燕窝的记载,遂得出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,大概从明朝才开始的结论……汪先生的谈吃散文,写得活色生香、摇曳多姿,更为难得的是文化趣味,不是仅凭多吃几回的所谓美食家所能为。

汪先生的很多作品就像是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卷,《大淖记事》《岁寒三友》《受戒》等莫不如是。有评论家称其小说中有风俗画,他自己也不否认。他喜欢看风俗画,也爱看各种讲风俗的书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他细细看过,那些讲风俗的书《荆楚岁时记》《一岁贺声》都爱翻翻,放在手头经常看的是《东京梦华录》(外四种——《都城纪胜》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《梦粱录》《武林旧事》),认为“这样把记两宋风俗的书汇成一册,于翻检上极便,是值得感谢的”。像宋元笔记中《梦溪笔谈》《容斋随笔》他都很感兴趣,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有关各地民俗的记叙。

汪曾祺这样定义风俗:“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”,风俗“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,对‘活着’所感到的欢悦”。他还说:“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,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。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。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对风俗有这么高的评价,对其作品中充盈的那些浓郁的风俗风情就不难理解了。

民间文艺类

汪曾祺先生笔下汪洋恣肆的杂家气象,除了他博采杂书的原因,还有民间文艺的浸润。当然这源于他独特的经历。1950年代他在《说说唱唱》《北京文艺》《民间文学》等刊物做编辑,还因组稿等事宜到各地采风收集民歌,这让他有机会接触阅读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。“语言文化的来源,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,还有一个是民间文化,民歌、民间故事,特别是民歌。因为我编了几年民间文学,我大概读了上万首民歌,我很佩服,我觉得中国民间文学真是一个宝库。”(《小说的思想和语言》)他曾说过:“敦煌变文、《云谣集杂曲子》、打枣杆、挂枝儿、吴歌,乃至《白雪遗音》等等,是野菜。因为它新鲜。”(见《四方食事·野菜》)这是汪先生对民间文艺的态度。

正因有着这样的渊源,汪先生对民间文艺造诣很深。早在50年代就写过《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》,发表于《民间文学》1956年10月号。“文革”之后,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小说,而是有关甘肃民歌的论文《“花儿”的格律》,还写过《读民歌札记》《我与民间文学》等。他说过:“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,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,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。”(见《两栖杂述》)这么强调民间文艺,实在是他的“现身说法”。

汪先生和戏曲的缘分也深,年少时学唱青衣,上大学唱过昆曲, 60年代以后开始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,一做二十多年直至离休。这些经历都让他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戏种。而戏曲也是民间文艺的主要形式。汪先生在编剧上颇有建树,不仅创作了诸如《一匹布》《裘盛戎》《一捧雪》《大劈棺》等文学性极强的剧本,还写了不少戏曲方面的理论文章,被徐城北誉为“一脚梨园一脚文坛”。他自己也认为戏曲对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影响,有人说他的小说有“音乐感”,他认为这与会唱几句京剧、昆曲,写过几个京剧剧本都有关系。

作者:段春娟(山东财经大学副编审)

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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